周勋初先生，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唐代学会顾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顾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周先生的治学范围十分广博，时间上纵跨先秦至近现代，研究领域则包括楚辞学、诸子学、目录学、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学术史等分支。200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7卷本包含16种著作的《周勋初文集》，此后周先生的《李白研究》（选编）、《师门问学录》（余历雄记录）、《李白评传》、《馀波集》、《韩非子校注》（参与编写、修订）等著作也先后问世。在文献整理以及工具书编撰方面，周先生也成绩斐然，重要的有《唐语林校证》、《唐诗大辞典》（主编）、《唐人轶事汇编》（主编）、《宋人轶事汇编》（主编）、《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纂辑）、《册府元龟校订本》（主编）、《全唐五代诗》（第一主编）等。

凡所涉及的领域，周先生皆有出色论著，读者想要全面了解他的学术特点与成就，可以参看《周勋初文集》等书。不过，随着现代学术分工的日趋细密，像周先生这种“贯通历代，弥纶群言”（莫砺锋先生语）的学者，很有必要将他的研究成果依据不同领域进行分类，再聚焦某一领域予以特别观照。“大家小书”这次推出的《唐诗纵横谈》，就集中选取了周勋初先生研究唐诗的几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他在唐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与贡献，以及他自成一家的治学特色。

周先生的学术研究，扎实而空灵，博通而专精，充分体现了“传统”与“创新”的统一。所谓“传统”，是指他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献学功夫上造诣极深，比如周先生的研究精力并不仅放在魏晋南北朝文学上，但能写出《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梁代文论三派述要》这样精到的文章，主要得力于对本时段文献的通盘掌握，故每每能抓住问题的本质或关键。周先生的唐诗研究同样体现了这一特点，而唐代典籍又是他致力尤勤的一块领域，故此，《唐诗纵横谈》将长达5万字的《唐诗文献综述》作为书的“横”部，这是周先生治学思想的一种反映。

这篇文章原本是1990年出版的《唐诗大辞典》的附录，由主编周先生亲自撰写，他将浩如烟海的唐诗文献分成文集、史传、小说、谱牒、碑志、壁记、登科记、书目、诗话、艺术、地志、政典、释道书等13类，不但论述了每类文献的性质、产生背景、流传情况，而且介绍了此类文献重要典籍的内容和使用价值。如其中的“史传”部分，列举了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等“正史”，还介绍了《南唐书》《蜀梼杌》《吴越备史》《南汉纪》《五国故事》《江表志》等“别史”“杂史”，并对专门记载唐五代诗人生平事迹的《唐才子传》做了说明，由此将唐诗研究可能用到的史传文献搜罗完备，研究者可以根据需要按图索骥。不过需特别指出的是，《唐诗文献综述》的重要价值并不仅在供人翻检和查找文献，它还对各种文献的优势与不足进行了提纲挈领的阐述，这就更加具有学术意义和指导作用了。同样以“史传”部分中的“正史”为例，《综述》指出：正史文献的长处在于它们是在皇朝一套正规完整的史料征集制度下完成的，故此可信度较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史就没有错误，比如对一些声名不显的诗人而言，史官对他们的记载往往采自小说，其中可能夹杂着很多传闻失实的东西，需要研究者仔细别择。

这就涉及另一问题，即：如何对待唐代的小说文献？《综述》中的“小说”部分，对这一问题做了回答。作者充分肯定了小说对唐诗研究有极大价值：小说内容丰富，可以补正史之阙；在探测时代风气、考辨诗人事迹、征辑诗篇遗轶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甚至有许多问题，不依靠小说材料就难以发现和解决。当然，《综述》也提到了小说可能有诬妄之弊，引用时需详辨慎取，还要与正史并读。将小说与正史视为唐诗研究的重要史料同等对待、互为补充，是周先生运用和处理唐诗文献的基本原则。这一观念的形成，是对中国古代重正史、轻小说的学术传统的突破，也是对傅斯年、陈寅恪等前辈优秀学者治史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尤其是受陈寅恪“通性之真实”论点的启发，周先生进一步指出：“笔记小说中的某些记载，虽然不合事实，但反映了当代的社会风气，从中可见当时人的社会观念和真实心态，内涵甚为深广，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这种通达的学术眼光，对唐诗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周先生的唐诗研究中有不少得力于运用小说材料而取得瞩目成果的例子，而实际上，他对《唐诗文献综述》中各类文献的运用，都能做到得心应手，胸有成竹，故此周先生的学术研究给人以文献扎实的朴学特质，但这并非清代乾嘉学派那种考据训诂的“朴学”，而是融合了现代学术精神的“新朴学”，用周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文献学基础上的综合研究”。正因如此，周先生的唐诗研究能立足文献却又超越文献，具备了更加精严深邃的思辨性和推陈出新的创新精神。

这种学术特点在《唐诗纵横谈》“纵”部的几篇文章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誉》一文，周先生并不迷信正史上所谓的“盖棺定论”，而是力图还原历史人物在历史境遇中的真实面目，通过对史传、墓志等各种文献资料的综合运用，文章指出：杜甫干谒的鲜于仲通、韦济、张垍、哥舒翰等在当时都并无大恶，有的还颇有佳声，有人谴责杜甫结交权贵于道德有亏，完全是一种求全之毁，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周先生考察历史人物及事件等，比一般人更加细密全面，这体现了他对文献通盘掌握和综合运用的“朴学”功夫；但是周先生在掌握材料的基础上还能进一步有所发明，以更加宏通开阔的视野看待问题，以更加深入合理的态度分析问题，从而打破旧说、推出新见，这就突破了一般“朴学”所达到的质实层次，进入到更高明的“思辨”境界了。

这种精严深邃的“思辨性”，使周先生的唐诗研究每每能抉幽探微，发掘出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内在本质，《韩愈的〈永贞行〉以及他同刘禹锡的交谊始末》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文章以韩愈《永贞行》一诗为焦点，而实际探讨的是韩愈对“永贞革新”的态度以及与友人刘禹锡的交谊问题。对此学界已有不少研究，但周先生切入的角度却与诸家皆有不同，他独辟蹊径地先从韩愈的家世出发，从韩愈长兄韩会与元载一党颠踬的惨痛教训中去探析韩愈与王叔文等划清界限的思想“情结”。这种分析使人意想不到，可细细寻思，却深自契合诗人内心深处不易为外人道的真实情感，给人极大的新鲜感与冲击力。文章又分析了韩愈与刘禹锡的复杂关系。韩愈认为自己遭贬或与刘禹锡等人泄露“语言”有关，这就造成了韩、刘之间的隔阂，而他本人重名好胜、矫激尖刻的性格缺陷更对其友谊造成了裂痕。刘禹锡对韩愈的态度，周先生没有从《祭韩吏部文》这等“官样文章”着眼，而是从《刘公嘉话录》等笔记小说中去探究诗人的真实心态，其实刘禹锡、柳宗元对韩愈皆有微词，个中缘由正与韩愈有违忠恕之道的性格缺陷有关。前面提到周先生善于利用小说中的材料发现和解决问题，这里正是一例。这篇文章的结论乍看上去颇为惊险新奇，但由于周先生始终以材料事实说话，以刻抉入微的分析进行演绎，故最终给人以合情合理，甚至更加精深严密的直抵本质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