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所谓学校，至不一也。然惟国学有司乐、司成，专主教事，而州、闾、乡、党之学，则未闻有司职教之任者。及考《周礼》《地官》：党正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孟月属民而读法，祭祀则以礼属民；州长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艺，纠其过恶而劝戒之。然后知党正即一党之师也，州长即一州之师也，以至下之为比长、闾胥，上之为乡、遂大夫，莫不皆然。盖古之为吏者，其德行道艺，俱足以为人之师表，故发政施令，无非教也。以至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盖役之则为民，教之则为士，官之则为吏，尊之则为师，钧是人也。以上言三代以前，吏与师合而为一。秦、汉以来，儒与吏始异趋，政与教始殊途。于是曰郡守，曰县令，则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学掾，则师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为谋，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从学也，曰习读；及进而登仕版，则弃其诗书礼乐之旧习，而从事乎簿书期会之新规。古人有言曰：“吾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后之为吏者，皆以政学者也。自其以政学，则儒者之学术皆筌蹄也，国家之学官皆刍狗也，民何由而见先王之治哉？又况荣途捷径，旁午杂出，盖未尝由学而升者滔滔也。以上言政与学分而学日衰。于是所谓学者，姑视为粉饰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为无益于兴衰理乱之故矣。作《学校考》第十，叙历代学校之制，及祠祭褒赠先圣先师之首末，幸学养老之仪，而郡国乡党之学附见焉。凡七卷。
古者因事设官，量能授职，无清浊之殊，无内外之别，无文武之异，何也？唐、虞之时，禹宅揆，契掌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礼，羲和掌历，夔典乐，益作虞，垂共工。盖精而论道经邦，粗而饬财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圣贤也。后之居位临民者，则自诡以清高，而下视曲艺多能之流；其执技事上者，则自安于鄙俗，而难语以辅世长民之事。于是审音、治历、医、祝之流，特设其官以处之，谓之杂流，摈不得与搢绅伍，而官之清浊始分矣。以上分清浊。昔在成周，设官分职，缀衣、趣马，俱吁俊之流，宫伯、内宰，尽兴贤之侣。逮夫汉代，此意犹存，故以儒者为侍中，以贤士备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国之徒，得以出入宫禁，陪侍晏私，陈谊格非，拾遗补过。其才能卓异者，至为公卿将相，为国家任大事，霍光、张安世是也。中汉以来，此意不存，于是，非阉竖嬖幸，不得以日侍宫庭，而贤能搢绅，特以之备员表著。汉有宫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党，职掌不相为谋，品流亦复殊异，而官之内外始分矣。以上分内外。古者文以经邦，武以拨乱，其在大臣，则出可以将，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则簪笔可以待问，荷戈可以前驱。后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战阵，被介胄者不复识简编，于是官人者制为左右两选，而官之文武始分矣。以上分文武。至于有侍中、给事中之官，而未尝司宫禁之事，是名内而实外也。唐以来以侍中为三公官，以处勋臣，又以给事中为封驳之官，皆以外庭之臣为之，并不预宫中之事。有太尉、司马之官，而未尝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实文也。太尉，汉承秦以为三公，然犹掌武事也。唐以后亦为三公。宋时，吕夷简、王旦、韩琦官皆至太尉，非武臣也。大司马，周官掌兵，至汉元、成以后为三公，亚于司徒，乃后来执政之任，亦非武臣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尝审音乐，将作有监贰而未尝谙营缮，不过为儒臣养望之官，是名浊而实清也。尚书令在汉为司牍小吏，而后世则为大臣所不敢当之穹官；校尉在汉为兵师要职，而后世则为武弁所不齿之冗秩。尚书令，汉初其秩至卑，铜章青绶，主宫禁文书而已，至唐则为三省长官。高祖入长安时，太宗以秦王为之，后郭子仪以勋位当拜，以太宗曾为之，辞不敢受。自后至宋，无敢拜此官者。汉八校尉领禁卫诸军，皆尊显之官，宰相之罢政者，至为城门校尉。又司隶校尉督察三辅，弹劾公卿，其权至雄尊。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皆领重兵镇方面，乃大帅之职。至宋时，校尉、副尉为武职初阶，不入品从，至为冗贱。盖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庳悬绝如此。以上名实不符，古今互异。参稽互考，曲畅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类推。作《职官考》第十一，首叙官制次序、官数，内官则自公师宰相而下，外官则自州牧郡守而下，以至散官、禄秩、品从之详。凡二十一卷。
《郊特牲》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荀卿子曰：“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父子相传，以待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然则义者，祭之理也；数者，祭之仪也。古者人习于礼，故家国之祭祀，其品节仪文，祝、史、有司皆能知之，然其义则非儒宗讲师不能明也。周衰礼废，而其仪亡矣。秦、汉以来，诸儒口耳所授、简册所载，特能言其义理而已，《戴记》是也。《仪礼》所言，止于卿士大夫之礼；《六典》所载，特以其有关于职掌者则言之，而国之大祀，盖未有能知其品节仪文者。以上祭祀仪节久失。汉郑康成深于礼学，作为传注，颇能补经之所未备，然以谶纬之言而释经，以秦、汉之事而拟三代，此其所以舛也。盖古者郊与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汉始有五帝、泰一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礼礼之，盖出于方士不经之说。而郑注《礼经》二祭，曰天，曰帝，或以为威灵仰，或以为耀灵宝，袭方士纬书之荒诞，而不知其非。夫礼莫先于祭，祭莫重于天，而天之名义且乖异如此，则其他节目注释虽复博赡，不知其果得《礼经》之意否乎。王肃诸儒虽引正论以力排之，然魏、晋以来祀天之礼，常参酌王、郑二说而迭用之，竟不能偏废也。以上郑氏说不足据。至于禘、祫之节，宗祧之数，《礼经》之明文无所稽据，而注家之聚讼莫适折衷，其丛杂牴牾，与郊祀之说无以异也。近世三山信斋杨氏得考亭、勉斋之遗文奥义，著为《祭礼》一书，词义正大，考订精核，足为千载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经文，不复以注疏之说搀补，故经之所不及者，则阔略不接续。杜氏《通典》之书，有祭礼则参用经注之文，两存王、郑之说，虽通畅易晓，而不如杨氏之纯正。今并录其说，次及历代祭祀礼仪本末，而唐开元、宋政和二礼书中所载诸祀仪注并详著焉。以上祭礼，并录杜、杨之说。作《郊祀考》第十二，以叙古今天神地祇之祀。首郊，次明堂，次后土，次雩，次五帝，次日月、星辰、寒暑，次六宗、四方，次社稷、山川，次封禅，次高禖，次八蜡，次五祀，次籍田祭先农，次亲蚕祭先蚕，次祈禳，次告祭，而后以杂祠、淫祠终焉。凡二十三卷。作《宗庙考》第十三，以叙古今人鬼之祀，首国家宗庙，次时享，次祫、禘，次功臣配享，次祠先代君臣，次诸侯宗庙，而以大夫、士庶宗庙时享终焉。凡十五卷。
古者经礼、礼仪，皆曰三百，盖无有能知其节目之详者矣。然总其凡有五，曰吉、凶、军、宾、嘉；举其大有六，曰冠、昏、丧、祭、乡、相见。此先王制礼之略也。秦、汉而后，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无者，如大射、聘礼、士相见、乡饮酒、投壶之类是也；有古无而今有者，如圣节、上寿、上尊号、拜表之类是也；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后世未尝制为一定之礼者，若臣庶以下冠、昏、丧、祭是也。凡若是者，皆本无沿革，不烦纪录，以上三宗无治革者不之及。而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惟国家祭祀、学校、选举，以至朝仪、巡狩、田猎、冠冕、服章、圭璧、符玺、车旗、卤簿，及凶礼之国恤耳。今除国祀、学校、选举已有专门外，朝仪已下则总谓之“王礼”，而备著历代之事迹焉。盖本晦庵《仪礼经传通解》，所谓王朝之礼也。以上略序王礼之目。其本无沿革者，若古礼则经传所载、先儒所述，自有专书可以寻求，毋庸赘叙，若今礼则虽不能无失，而议礼制度又非书生所得预闻也，是以亦不复措辞焉。作《王礼考》第十四。凡二十二卷。
《记》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故审乐以知政。”盖言乐之正哇，有关于时之理乱也。然自三代以后，号为历年多、施泽久，而民安乐之者，汉、唐与宋。汉莫盛于文、景之时，然至孝武时，河间献王始献雅乐，天子下太乐官常存隶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至哀帝时始罢郑声，用雅乐，而汉之运祚且移于王莽矣。唐莫盛于贞观、开元之时，然所用者多教坊俗乐，太常阅工人常隶习之，其不可教者乃习雅乐，然则其所谓乐者可知矣。宋莫盛于天圣、景祐之时，然当时胡瑗、李照、阮逸、范镇之徒，拳拳以律吕未谐、声音未正为忧，而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时始制《大晟乐》，自谓古雅，而宋之土宇且陷入女贞矣。盖古者因乐以观政，而后世则方其发政施仁之时，未暇制乐，及其承平之后，纲纪法度皆已具举，敌国外患皆已销亡，君相他无所施为，学士大夫他无所论说，然后始及制乐，乐既成而政已秕，国已衰矣。以上言汉、唐、宋盛时无乐，乐成而政已衰。昔隋开皇中制乐，用何妥之说，而摈万宝常之议。及乐成，宝常听之，泫然曰：“乐声淫厉而哀，不久天下将尽。”噫！使当时一用宝常之议，能救隋之亡乎？然宝常虽不能制乐以保隋之长存，而犹能听乐而知隋之必亡，其宿悟神解，亦有过人者。窃尝以为世之兴衰理乱固未必由乐，然若欲议乐，必如师旷、州鸠、万宝常、王令言之徒。其自得之妙，岂有法之可传者？而后之君子，乃欲强为议论，究律吕于黍之纵横，求正哇于声之清浊；或证之以残缺断烂之简编、埋没销蚀之尺量，而自谓得之，何异刻舟、覆蕉、叩槃、扪烛之为？愚固不知其说也。以上言乐有神解不在简编尺量之末。作《乐考》第十五，首叙历代乐制，次律吕制度，次八音之属，各分雅部、胡部、俗部，以尽古今乐器之本末，次乐县，次乐歌、次乐舞、次散乐、鼓吹，而以彻乐终焉。凡十五卷。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练之数也。《司马法》：“地方一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调发之数也。教练则不厌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为兵，人人使之知兵，故虽至小之国，胜兵万数可指顾而集也。调发则不厌其简，甸六十四井，为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调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调发共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计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调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调发方及一人也。教练必多，则人皆习于兵革；调发必简；则人不疲于征战。此古者用兵制胜之道也。以上古者教练多而调发少。后世士自为士，农自为农，工商末技自为工商末技，凡此四民者，平时不识甲兵为何物，而所谓兵者乃出于四民之外。故为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战，则尽数驱之以当锋刃，无有休息之期，甚则以未尝训练之民而使之战，是弃民也。唐、宋以来，始专用募兵，于是兵与民判然为二途，诿曰教养于平时而驱用于一旦。然其季世，则兵数愈多而骄悍，而劣弱，为害不浅，不惟足以疲国力，而反足以促国祚矣。以上言后世兵民判然为二。作《兵考》第十六，首叙历代兵制，次禁卫及郡国之兵，次教阅之制，次车战、舟师、马政、军器。凡十三卷。
昔汉陈咸言：“为人议法，当依于轻，虽有百金之利，慎无与人重比。”盖汉承秦法。过于严酷，重以武、宣之君，张、赵之臣，淫刑喜杀，习以为常，咸之言盖有激也。窃尝以为劓、刵、椓、黥，蚩尤之刑也，而唐、虞遵之；收孥、赤族，亡秦之法也，而汉、魏以来遵之。以贤圣之君而不免袭乱虐之制，由是观之，咸言尤为可味也。以上言议法当依于轻。汉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过轻，而略无惩创；笞法过重，而至于死亡。其后乃去笞而独用髡，减死罪一等即止于髡钳，进髡钳一等，即入于死，而深文酷吏务从重比，故死刑不胜其众，魏、晋以来病之。然不知减笞数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复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复，遂独以髡钳为生刑。所欲活者傅生议，于是伤人者或折腰体，而才翦其毛发；所欲陷者与死比，于是犯罪者既已刑杀，而复诛其宗亲。轻重失宜，莫此为甚。及隋、唐以来，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谓鞭、朴、流宅，虽圣人复起，不可偏废也。以上言汉、魏、六朝轻重失宜，唐以后，五刑乃为不易之典。若夫苟慕轻刑之名，而不恤惠奸之患，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俾无辜罹毒虐者，抱沉冤而莫伸，而舞文利赇贿者，无后患之可惕，则亦非圣人明刑弼教之本意也。以上言轻刑惠奸。作《刑考》第十七，首刑制，次徒流，次详谳，次赎刑、赦宥。凡十二卷。
昔秦燔经籍而独存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学者抱恨终古。然以今考之，《易》与《春秋》二经首末具存，《诗》亡其六篇，或以为笙诗元无其辞，是《诗》亦未尝亡也。《礼》本无成书，《戴记》杂出汉儒所编，《仪礼》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六典》仅亡《冬官》，然其书纯驳相半，其存亡未足为经之疵也。独虞、夏、商、周之书，亡其四十六篇耳。然则秦所燔，除《书》之外，俱未尝亡也。若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虽未尝废锢，而并无一卷流传至今者，以此见圣经贤传终古不朽，而小道异端虽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恶为之兴废也。以上言秦焚书实未尝亡。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岂亦秦为之厄哉？昌黎公所谓为之也易，则其传之也不远，岂不信然。夫书之传者已鲜，传而能蓄者加鲜，蓄而能阅者尤加鲜焉。宋皇祐时，命名儒王尧臣等作《崇文总目》，记馆阁所储之书而论列于其下方，然止及经、史，而亦多阙略，子、集则但有其名目而已。近世昭德晁氏公武有《读书记》，直斋陈氏振孙有《书录解题》，皆聚其家藏之书而评之。今所录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于近世而可考者，则采诸家书目所评，并旁搜史传、文集、杂说、诗话。凡议论所及，可以纪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驳者，则具载焉，俾览之者如入群玉之府，而阅木天之藏。不特有其书者，稍加研穷，即可以洞究旨趣；虽无其书者，味兹题品，亦可粗窥端倪，盖殚见洽闻之一也。作《经籍考》第十八，经之类十有三，史之类十有四，子之类二十有二，集之类六。凡七十六卷。
昔太史公言：“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始终。”盖讥世之学者以空言著书，而历代统系无所考订也。于是作为《三代世表》，自黄帝以下谱之。然五帝之事远矣，而迁必欲详其世次，按图而索，往往牴牾，故欧阳公复讥其不能缺所不知，而务多闻以为胜。以上言《史记》世表为欧阳所讥，谱系似不可信。然自三代以后，至于近世，史牒所载，昭然可考，始学者童而习之，屈伸指而得其大概，至其传世历年之延促，枝分派别之远近，猝然而问，虽华颠巨儒不能以遽对，则以无统系之书故也。以上言无谱系则茫然难考。今仿王溥唐及五代《会要》之体，首叙帝王之姓氏出处，及其享国之期、改元之数，以及各代之始终，次及后妃、皇子、公主、皇族，其可考者悉著于篇，而历代所以尊崇之礼、册命之仪，并附见焉。作《帝系考》第十九。凡十卷。
封建莫知其所从始也。禹涂山之会，号称万国；汤受命时，凡三千国；周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至春秋之时，见于经传者仅一百六十五国，而蛮夷戎狄亦在其中。盖古之国至多，后之国日寡，国多则土宜促，国少则地宜旷，而夷考其故则不然。试以殷、周上世言之，殷契至成汤八迁，史以为自商而砥石，自砥石而复居商，又自商而亳。周弃至文王亦屡迁，史以为自邰而豳，自豳而岐，自岐而丰。夫汤七十里之国也，文王百里之国也。然以所迁之地考之，盖有出于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泰伯之为吴，鬻绎之为楚，箕子之为朝鲜，其初不过自屏于荒裔之地，而其后因以有国传世。窃意古之诸侯者，虽曰受封于天子，然亦由其行义德化足以孚信于一方，人心翕然归之，故其子孙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灾否，则转徙他之，而人心归之不能释去，故随其所居，皆成都邑。盖古之帝王未尝以天下为己私，而古之诸侯亦未尝视封内为己物，上下之际，均一至公，非如后世分疆画土，争城争地，必若是其截然也。以上言古者上下均一至公，封国非有截然之疆界。秦既灭六国，举宇内而郡县之，尺土一民始皆视为己有，再传而后，刘、项与群雄共裂其地而分王之。高祖既诛项氏之后，凡当时诸侯王之自立者，与为项氏所立者，皆击灭之，然后裂土以封韩、彭、英、卢、张、吴之属，盖自是非汉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数年之后，反者九起，异姓诸侯王多已夷灭，于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亲属，如荆、吴、齐、楚、淮南之类，盖自是非汉之同姓不得王矣。然一再传而后，贾谊、晁错之徒，拳拳有诸侯强大之虑，以为亲者无分地而疏者逼天子，必为子孙之忧。于是或分其国，或削其地，其负强而动如七国者，则六师移之。盖西汉之封建，其初则剿灭异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继而剿灭异姓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继而剿灭疏属刘氏王，而以畀其子孙。盖检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以上言汉之封建凡三变，而猜防益深。昔汤、武虽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灭国者五十，其馀诸侯皆袭前代所封，未闻尽以宇内易置而封其私人。周虽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与国咸休，亦未闻成、康而后，复畏文、武之族逼而必欲夷灭之，以建置己之子孙也。愚尝谓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后可以行封建。自其出于公心，则选贤与能，而小大相维之势，足以绵千载；自其出于私心，则忌疏畏逼，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景、武之后，令诸侯王不得治民补吏，于是诸侯虽有君国子民之名，不过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则汉虽惩秦之弊，复行封建，然为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实无唐、虞、三代之公心，为诸侯者既获裂土，则遽欲效春秋、战国之馀习，故不久而遂废。以上言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后封建可久，因及汉末之弊。逮汉之亡，议者以为乏藩屏之助，而成孤立之势。然愚又尝夷考历代之故，魏文帝忌其诸弟，帝子受封有同幽絷，再传之后，主势稍弱，司马氏父子即攘臂取之，曾无顾惮。晋武封国至多，宗藩强壮，俱自得以领兵卒，置官属，可谓惩魏之弊矣，然八王首难，阻兵安忍，反以召五胡之衅。宋、齐皇子俱童孺当方面，名为藩镇，而实受制于典签、长史之手，每一易主，则前帝之子孙歼焉，而运祚卒以不永。梁武享国最久，诸子孙皆以盛年雄材出为邦伯，专制一方，可谓惩宋、齐之弊矣，然诸王拥兵，捐置君父，卒不能止侯景之难，然则魏、宋、齐疏忌骨肉，固以取亡，而晋、梁崇奖宗藩，亦不能救乱。于是封建之得失不可复议，而王绾、李斯、陆士衡、柳宗元辈所论之是非，亦不可得而偏废矣。以上言疏宗藩者有弊，奖宗藩者亦有弊。今所论著，三皇而后至春秋之前，国名之见于经传而事迹可考者略著之，如共工、防风氏，以至邶、鄘、樊、桧之类是也。春秋十二列国，既有太史世家详其事迹，不复赘叙，姑纪其世代历年而已。若诸小国之事迹，见于《春秋》三传、杂记者，则仿世家之例，叙其梗概，邾、莒、许、滕以下是也。汉初诸侯王、王子侯、功臣外戚恩泽侯，则悉本马、班二史年表，东汉以后无年表可据，则采摭诸传，各订其受封传授之本末而备著焉。列侯不世袭始于唐，亲王不世袭始于宋，则姑志其始受封者之名氏而已。作《封建考》第二十。凡十八卷。以上自述凡例。
昔三代之时，俱有太史，其所职掌者，察天文、记时政，盖合占候、纪载之事，以一人司之。汉时，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史记、金匮、石室之书，犹是任也。至宣帝时，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其修撰之职，以他官领之，于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盖必二任合而为一，则象纬有变，纪录无遗，斯可以考一代天文运行之常变，而推其休祥。然二任之堕废离隔，不相为谋，盖已久矣。昔《春秋》日食不书日，而史氏以为官失之，可见当时掌占候与司纪载者各为一人，故疏略如此。以上言古者司天文与纪时政合而为一。又尝考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自鲁定公十五年至汉高帝之三年，其间二百九十三年，而搜考史传，书日食凡七而已，然则遗缺不书者多矣。自汉而后，史录具在，天下一家之时，纪载者递相沿袭，无以知其得失也。及南北分裂之后，国各有史，今考之：南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陈后主祯明二年，北自魏明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开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间，《南史》所书日食仅三十六，而《北史》所书乃七十九，其间年岁之相合者才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夫同此一苍旻也，食于北者其数过倍于南，理之所必无者，而又日月不相吻合，岂天有二日乎？盖史氏之差谬牴牾，其失大矣。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虽庸奴举目可知，而所书薄蚀之谬且如此，则星辰之迟留、伏逆、陵犯、往来，其所纪述，岂足凭乎？按：汉哀帝尝以日无精光、邪气连昏之事问待诏李寻，而寻所对，具言其故。光武以建武五年召严光入禁中共卧，而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二事见于李寻、严光传，而以《汉志》考之，终哀帝之时不言日无精光之事，建武五年亦不言客星事，亦可证其疏略也。姑述故事，广异闻耳。以上言诸史记日食之不可信。《天文志》莫详于晋、隋，至丹元子之《步天歌》，尤为简明。宋《两朝史志》言诸星去极之远近，《中兴史志》采近世诸儒之论，亦多前史所未发，故择其尤明畅有味者具列于篇。作《象纬考》第二十一，首三垣、二十八宿之星名、度数，次天汉起没，次日月、五星行度，次七曜之变，次云气。凡十七卷。
《记》曰：“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盖天地之间，有妖必有祥，因其气之所感，而证应随之。自伏胜作《五行传》，班孟坚而下踵其说，附以各代证应为《五行志》，始言妖而不言祥。然则阴阳五行之气，独能为妖孽而不能为祯祥乎？其亦不达理矣。虽然，妖祥之说固未易言也。治世则凤凰见，故有虞之时有来仪之祥，然汉桓帝元嘉之初、灵帝光和之际，凤凰亦屡见矣，而桓、灵非治安之时也。诛杀过当，其应为恒寒，故秦始皇时有四月雨雪之异，然汉文帝之四年，亦以六月雨雪矣，而汉文帝非淫刑之主也。斩蛇夜哭，在秦则为妖，在汉则为祥，而概谓之龙蛇之孽可乎？僵树虫文，在汉昭帝则为妖，在宣帝则为祥，而概谓之木不曲直可乎？前史于此不得其说，于是穿凿附会，强求证应而罙有所不通。以上言《五行志》之说多不可通。窃尝以为物之反常者，异也，其祥则为凤凰、麒麟、甘露、醴泉、庆云、芝草，其妖则山崩、川竭、水涌、地震、豕祸、鱼孽。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见者，均谓之异可也。故今取历代史《五行志》所书，并旁搜诸史本纪及传记中所载祥瑞，随其朋类，附入各门，不曰妖，不曰祥，而总名之曰物异。如恒雨、恒旸、恒燠、恒寒、恒风、水潦、火灾之属，俱妖也，不可言祥，故仍前史之旧名。至如魏、晋时鱼集武库屋上，前史所谓鱼孽也；若周武王之白鱼入舟，则祥而非孽。然妖祥虽殊，而其为异一尔，故均谓之鱼异。秦孝公时，马生人，前史所谓马祸也；若伏羲之龙马负图，则祥而非祸。然妖祥虽殊，而其为异亦一尔，故均谓之马异。其馀鸟兽、昆虫、草木、金石，以至童谣、诗谶之属，前史谓之羽虫、毛虫、龙蛇之孽，或曰诗妖、华孽，今所述皆并载妖祥，故不曰妖，不曰孽，而均以“异”名之。以上自述命名物异之意。其豕祸、鼠妖，则无祥可述，故亦仍前史之旧名，至于木不曲直者，木失其常性而为妖，如桑榖共生之类是也。若雨木冰，乃寒气胁木而成冰，其咎不在木也，而刘向以雨木冰为木不曲直。华孽者，花失其常性而为妖，如冬桃李华之类是也。若冰花乃冰有异而结花，其咎不在花也，而《唐志》以冰花为华孽。二者俱失其伦类，今革而正之，俱以入恒寒门，附雨雹之后。又前志以鼠妖为青眚、青祥，物自动为木沴金，物自坏为金沴木，其说俱后学所未谕，今以鼠妖、青眚各自为一门，而自动、自坏直以其事名之，庶览者易晓云。作《物异考》第二十二。凡二十卷。以上厘正诸名目。
昔尧时禹别九州，至舜分为十二州，周职方复分为九州，而又与禹异。汉承秦分天下为郡、国，而复以十三州统之。晋时分州为十九。自晋以后，为州罙多，所统罙狭，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扬州言之，自汉以来，或治历阳，或治寿春，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建业，而唐始治广陵。至南北分裂之后，务为夸大，侨置诸州，以会稽为东扬，京口为南徐，广陵为南兖，历阳为南豫，历城为南冀，襄阳为南雍。鲁郡在禹迹为徐州，而汉则属豫州所领；陈留在禹迹为豫州，而晋则属兖州所领。离析磔裂，循名失实，而禹迹之九州罙不复可考矣。以上言九州无定，禹迹不可考。夹漈郑氏曰：“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秀，千古不易。故《禹贡》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兖州可移，而济、河之兖州不可移；梁州可迁，而华阳、黑水之梁州不可迁。故《禹贡》为万世不易之书。后之作史者主于郡县，故州县移易，其书遂废矣。”善哉言也！杜氏《通典》亦以历代郡县析于禹九州之中。今所论著，九州则以禹迹所统为准，沿而下之，府、州、军、监则以宋朝所置为准，溯而上之，而备历代之沿革焉。至冀之幽、朔，雍之银、夏，南粤之交趾，元未尝入宋之职方者，则以唐郡为准，追考前代，以补其缺；以上言上以禹迹，下以宋代为准。而于每州总论之下，复各为一图，先以春秋时诸国之可考者分入九州，次则及秦、汉、晋、隋、唐、宋所分郡县，考其地理，悉以附禹九州之下，而汉以来各州刺史、州牧所领之郡，其不合禹九州者悉改而正之。作《舆地考》第二十三。凡九卷。
昔先王疆理天下，制立五服，所谓蛮、夷、戎、狄，其在要、荒之内，九州之中者，则被之声教，疆以戎索。唐、虞、三代之际，其详不可得而知矣，《春秋》所录，如蛮则荆、舒之属也，夷则莱夷之属也，戎则山戎、北戎、陆浑、赤驹之属也，狄则赤狄、白狄、皋落、鲜虞之属也。载之经传，如齐桓之所攘，魏绛之所和，其种类虽曰戎狄，而皆错处于华地，故不容不有以制服而羁縻之。至于沙碛之滨、瘴海之外，固未尝穷兵黩武，绝大漠、逾悬度，必欲郡县其部落、衣冠其旃毳，以震耀当时，而夸示后世也。以上言三代时四裔皆在中华之地。秦始皇既并六国，始北却匈奴，南取百粤。至汉武帝时，东并朝鲜，西收甘、凉，南辟交趾、珠崖，北斥朔方、河南，以至车师、大宛、夜郎、昆明之属，俱遣信使，赍重贿，招来而羁置之，俾得通于上国，窥其广大，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自是之后，世谨梯航，历代载记所叙，其风气之差殊、习俗之诡异，可考而索，至其世代传授之详，则固不能以备知也。作《四裔考》第二十四。凡二十五卷。
卷之十·诏令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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